洗冤录·巴县妇女档案｜冤可洗否——嘉庆年AG旗舰厅app下载间重庆民妇告官案

发布时间：2024-09-30 04:35:53 丨 浏览次数：

　　

　　可是在诉讼结束以后，周何氏又将面对怎样的未来呢★■★◆★◆？在今天的人看来■◆★★■，一个有胆识、有担当、在灾难到来时忠诚守护家庭的女子★★◆★，当然值得被感恩、被记住■■，至少在这个家庭范围之内。但很可惜，那或许不是周何氏的人生。她最好的结局大概是回到周家，默默无闻地度过漫长的余生；而比较不好却极有 可能的结局，就是被非议、被忘记◆■■■◆■、甚至被扫地出门。不可思议吗◆★★◆◆？但清代的中国其实不乏这样的例子。

　　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顺应民意，人性化治理，效果不好的制度和机构★★◆，哪怕是法律规定也要坚决给它精简掉。

　　那这些可怜的“背锅侠”又是谁呢◆◆■■■★？有时候是财货受损的客商，在一些案子中，事故都发生了好几年，他们也得不到赔偿。有时则是周光鼎这样的大船主。因为他们在重庆经营多年，有些甚至是家族世代经营，所以他们在同行◆■◆◆★◆、在客户中有信用、有人脉。在没有船行■◆◆★■、埠头的情况下，客商要雇船，中小船主要揽生意，都得靠他们居间介绍，所以他们又被称为■★■★“主户◆■”◆★★★■。而胡启昌通过周光鼎雇张正举的船，就是■★■“主户◆★■■★■”在船行、埠头被取缔、地方官府又不作为的情况下，自觉承担责任的“背锅★■◆★■”行为★◆◆。然而“背锅”是危险的★◆★■★■。因为按照《大清律例》规定★★◆★■◆，无官府许可，私自介绍船运业务★■◆◆★，那叫★★★■“私充埠头”，是犯法的。所以嘉庆年间重庆船运业，几乎是一种★◆“全员违法”的状态。给人介绍生意的大船主，肯定是“私充埠头★★■◆■”。就连被介绍生意的中小船主◆★◆◆■，也是缺乏监管◆★■★★★，乌合之众，就像今天的“黑车★■■■”一样■★◆。所以■★★◆■，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崩坏。

　　总之◆★◆，随着周何氏的上诉，随着上级长官越来越关注这个案子，本案的证人（甚至是被告）就离奇地“出现”★■■◆◆◆，离奇地“消失”■■★■。有的是从文书档案中★★■■◆“消失”◆■■■★，有的甚至可能是肉体的“消失”。

　　首先■★★■◆■，官府的响应太迅速了◆■■◆。前文讲到◆★◆★◆，像这样普通的船运纠纷，官府通常是会拖延的，拖个三年五载也是常事。而这个案子◆★，张正举五月十六日在湖北江夏县被抓■■■★◆◆，周光鼎六月十七日就被抓进巴县大牢，没有一点耽搁。这样的高效率■■◆◆■★，完全不像这个衙门的一惯风格。

　　清朝的衙门，遵循着一套严格、缜密的文书体制。每一件诉讼都对应着少至数件，多至数十件◆■、上百件的案卷文书■★■■◆，而且这些文书都要存档备查。然而仔细查阅本案的卷宗会发现◆◆◆■■★，现有这些档案文书都是从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——也就是周何氏赴四川总督行辕告状的时候开始的。在那之前的所有案卷★◆■◆，竟然都消失了。也就是说★◆◆■◆，关于周光鼎被捕、周光鼎意外死亡、周何氏最初向重庆府、川东道上诉的所有材料◆★★■◆■，全都不见了。

　　等到案子开始过堂审讯了，差役们敲诈勒索的理由就更多了。抄录诉状要给钱，提堂审讯要给钱，用刑轻重要给钱◆■，增删口供要给钱，关押监牢要给钱，家人送饭要给钱……否则任何一个环节刁难一下，当事人就完全吃不消◆◆◆★◆。案子审毕结案，当事人还要向差役支付辛苦钱、酬谢钱■★◆■、和息费等等◆★★，否则可能拿不到结案文书◆★★，判决成为一纸空文。

　　在知县刘德铨看来：一方面■◆◆，周光鼎不愿用自己的新船为张正举背锅；另一方面，启昌号又不肯善罢干休。要结束双方僵持，尽快结案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折磨周光鼎★■★◆★，逼他吐出钱来。所以周光鼎成了张正举的替罪羔羊■★。但刘德铨那么急切地帮启昌商号索赔，这不太正常。因为在许多类似的案件中★■★■■◆，知县根本就懒得管这样的事情◆★。比如嘉庆十年，蓬溪商人王元清等就说，他们的一批货物已经被盗卖了五年★◆，到巴县衙门告了好几次状，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赔偿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法官刑讯逼供打死当事人◆◆◆★■，有可能是杀头的大罪★★◆■■。更何况周光鼎还是有功名的人，如果认真追究起来，他绝对死定了。所以当周何氏逐级上诉★◆★、调查越来越深入的时候，他要疯狂地转移证人、毁灭证据、藏匿文书、篡改事实■★★。

　　比如晚清名妓“赛金花”。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两宫仓惶西逃，文武百官如丧家之犬的时候◆■◆★■，惟独她挺身而出，与联军统帅瓦德西周旋，避免了北京城遇到更残酷的屠杀和破坏◆◆◆■◆◆。然而危机过去之后，许多★■■“正人君子◆◆◆★■”迫不及待地对她进行道德审判，说她★◆◆“秽乱宫闱◆■★、招摇市黡★★◆，昼入歌楼，夜侍夷寝”。最后，她被赶出北京城★◆■■◆，两度嫁人又两度被抛弃，终于在穷困潦倒中死去◆◆★★★。

　　总而言之◆◆◆，在这个案子中，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将所有的责任、祸水往周光鼎的身上引。而所谓的“事实”★◆■◆，也变成了一种类似橡皮泥的东西，可以不断揉圆捏扁■■★★◆■，按需塑造◆◆◆。当然了，这一切的深文周纳、刀笔之术★★■★★■，周何氏都是不知情，甚至无法理解的★■。

　　为什么会不见？不外乎两种原因：一是在过去的200多年中，因为保管不善导致文书损坏★◆■★◆◆、丢失；二是被什么人秘密地、刻意地销毁了。我相信是后一种情况。因为就在这个案子调查、审理的过程中◆★★◆■◆，这批案卷就已经不见了。从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到二十三年八月，负责审问本案另一批嫌犯的湖北嘉鱼县，就先后8次向巴县发函◆■★■，要求将周光鼎的审讯记录、诉讼文书抄录一份，发给他们作为办案的参考★◆◆。

　　清朝人会对担当道义责任的女性有如此大的恶意？因为在清朝人的主流意识形态中，女性的理想人格只有“节烈◆◆◆■”二字，■◆，那些被表彰的“贞女”◆★◆■“节妇◆★◆★★”和◆◆■■“烈女”■■◆■，要么是用极端的方式禁欲，要么是用极端的方式抵抗性侵，女性的道德任务只剩下■★■◆◆“至奇至苦”地规训自己的身体■◆■◆■。而像花木兰、杨门女将这样有才能、有担当、光芒盖过男性的◆★◆★■◆“义女”“贤女”★■，并不符合清朝主流的道德审美。至于为什么会如此■◆◆◆？实在是一言难尽◆★★★★★。

　　所以胡启昌肯定在撒谎★◆■◆◆■。他为什么撒谎呢？最合理的解释就是，他托运的货物并不是米◆◆◆★★★，至少并不全是米，还夹带着别的东西。有可能是某种价格昂贵的走私品。因为走私是犯法的，所以胡启昌只能说运的是米。

　　以上，我们梳理出发生在本案主要人物之间的两层故事。表层的故事简单清晰★■，深层的故事暗黑隐晦。不论我们哪一个版本更接近真实★★，都说明：从周光鼎被传讯至巴县县衙那一刻，他就走进了刘德铨★★★■、胡启昌、张正举共同编织的阴谋■■★■，这个阴谋是他无力挣脱的。

　　启昌汉口分号的掌柜蔡登瀛是一个精明人，他发现张正举随身携带的胡启昌信件，根本没有一点被水打湿的痕迹★■◆■。于是他满腹狐疑地随张正举去察看“沉船”现场■◆。货物当然是没有了◆■■，但根本不是被水流意外冲走的样子。所以，他当下就把张正举扭送到了毗邻汉口的江夏县衙◆■★★。至此，一桩普通的水上货运交易，演变成了一个刑事案件。

　　在上图右边的空格中，检验人员要在相应的栏内填写伤痕的物理性状★★，且要分辨是“致命伤■★◆■◆◆”还是“非致命伤★■◆”■★。这就是从技术上强制检验人员做细致的检查和描述◆★，不能张冠李戴，不能含糊其辞。而且《洗冤集录》中说：

　　再次★★★■，这一阶段的所有的案卷记录都消失了◆◆■。这一点在后文还要详细讲述，这里暂不多说■■◆■★。但这也可以证明◆◆★◆★★，关于周光鼎之死◆◆■■，有许多不可言说■★★★、必须抹去的事实。究竟是谁要这样逼迫周光鼎呢◆■■★？最有可能的就是本案的原告胡启昌。经手这个案子的人，之所以会照他的意愿办事◆◆★■◆★，显然是受了他的打点。周何氏的诉状中也是这么说。

　　那么周光鼎可以贿赂吗？当然可以。在周光鼎入狱后，他肯定考虑过这种可能性◆★★◆■★。甚至在某些诉讼环节，他都已经拿出钱来打点了胥吏、官差。但是到后来，他应该是放弃了■■◆。因为要参与这场贿赂竞争★■■★★◆，必然涉及一个艰难的权衡★★★★◆◆：如果拿钱，有可能买回一条命，但前提是要比对方拿得多。可是自己的财力真的能抗衡开商号的胡启昌吗？如果不拿钱，命可能会丢掉★◆◆，但至少能为家人保全一些财产。周光鼎一定是反复思量，最后做了后一种选择。所以在人生的最后两天★◆，他突然翻供，做出一副不合作的态度◆★，随即受刑而死。所以周光鼎的死★★★◆◆，或许也是一种主动退出★◆★，是他选择了赴死。

　　周光鼎因另有事，叫小的同他哥子周盛堂……一同驾舡下来……四月十八，舡到归州，周盛唐又挑米二十二石去了。二十七日在沙市，又凭王德行兴卖与水客李致和米三百石■★◆◆★，又在王德兴行另卖米一百一十七石，共得价钱九百千文……周盛唐就叫小的把舡弄沉，小的见这是犯法的事，不敢动手。

　　周何氏所说的★■“差头■★”，就是差役的头目。★■★■“差役”是办理衙署内部杂务和行政外勤事务的人员。清代巴县衙门的差役主要有粮役、盐役◆★◆■、捕役、皂役、民壮几类■◆。周何氏告的★■★“差头叶荣”，大概是一名捕役。“门丁◆★■”是给衙门看大门的人，又称“门子”，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差役。因为他们的工作包含安全保卫◆★◆★★、信息传递■■◆◆★★、机要收发等职责◆◆★★■■，所以通常是精明圆滑、在衙门中颇有能量的人★★◆◆。“官子刘道南“■■◆★■★，自然是巴县知县刘德铨的儿子■■★◆■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清朝的立法者已经充分地意识到★◆★◆◆■，水上运输非常容易出事，所以设置专门的机构（埠头■◆★、船行）进行管理★★★。这些机构必须有信用担保、事故赔偿的资质■★◆★。

　　首先■◆■★◆，妇女出头告状，的确是清代人的一种诉讼策略。清代法律对妇女告状的态度异常分裂。一方面，严格限制妇女告状◆◆◆★★◆，比如《大清律例》规定：妇女只有在经历谋反、叛逆、子孙不孝这样的重罪，以及自己（或家人）遭遇抢劫■◆◆★、杀伤等重大刑事犯罪的时候，才能出面告状。各地衙门的状纸★■★★◆■，也要在醒目位置印上几条禁令◆■■，提醒妇女不得随意告状。比如周何氏使用的状纸上就写着：

　　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★◆◆★■★，重庆城，四川总督行辕。一个妇人凄厉的喊冤声撕破冬日肃杀的空气。新任川督蒋攸铦急命人出外查看。不多时，一纸诉状摆到了他的案头。在外喊冤的女子名为周何氏，她状告巴县知县刘德铨刑讯逼供，害死了她丈夫周光鼎。蒋攸铦初到川省◆★■，对此地官场不甚了解★★◆◆。但凭着多年为官的直觉，他知道此事并不简单。于是在蒋攸铦的推动下，这个案子开始重新调查、重新审理■■◆■。

　　周家的人可能也认为◆■★★，由女人出面打这场官司，比男人出面效果更好。但问题是为什么是周何氏，而不是周光鼎的原配龚氏呢★■◆◆■★？理论上◆■★，龚氏才是这个家庭的主母，■★★★“寡妇”这个人设放在她的身上，才更加名正言顺。而且站在周何氏的立场■■■★■，这官司简直是“地狱”难度★◆■◆◆★。她的对手是巴县知县，是富商胡启昌，是形同地方■■★◆“恶势力”的胥吏、官差◆★◆◆，是地方制度的阴暗面；她要去说服的是重庆知府、川东道台■★■■、四川总督◆★★★，甚至有可能是北京城的刑部尚书。而她一个家庭主妇，恐怕连诉状都看不懂，连怎么能见到这些大老爷都不知道——这根本就是一场必输的战争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在刚被抓的时候，他发生了暂时的失忆和头脑错乱，所以忘了供出周光鼎。一番审讯之后★■，他把一切都“想◆■”起来了。满满的嫁祸栽赃★■、★■■★◆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■★■★★”的味道◆★。

　　嘉庆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★◆，周何氏亲眼看到了周光鼎的尸体，她第一时间就去了重庆府衙告状。重庆知府受理了这个案件，并安排专人为周光鼎验尸★■。周何氏上呈四川总督的诉状中，描述了此次验尸的情景：

　　2◆■◆、开设埠头（船行）必须拿到官府给的执照，有资产作为担保，接受国家统一管理，私自开设是犯法的。

　　据地方志记载◆■，在清代前期，重庆本来设有船行埠头。但是乾隆十六年时■■■★◆，巴县知县以船行埠头“把持滋累、招摇撞骗◆■◆★◆★”为理由，硬是给取缔了■◆★★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案子发生的嘉庆二十二年，重庆这个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城市，已经有66年没有合法的船运管理机构■■。乾隆《巴县志》说，裁撤船行是：

　　也就是说，在周光鼎被传讯之前，原告胡启昌就串通了巴县衙门中的一批人★◆◆■■，合伙把周光鼎往死里整★◆■★■★。至于怎么串通的，大概率是通过贿赂。

　　这次验尸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：由于案件涉及巴县差役，而且死因有争议◆■◆■◆，所以委托邻县知县主持检验■★■■◆；检验时死者家属在场，这样做虽然可能破坏现场，扰乱检验程序◆■◆，但也使检验过程更加公开、透明★■★◆★；负责验尸的技师（仵作），一边检验一边唱报检验结果；最后形成验尸报告，家属现场签字画押。这些都是在清代法医教科书——《洗冤集录》中◆◆◆■◆◆，反复强调的验尸规范■★。

　　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◆◆■★◆★，还要发愿：要除去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。要除去制造和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。

　　所谓◆■■◆“命价”说是人们生命的价格。其核心的计算是■★★★，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■◆★■，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，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。

　　总之，清代虽然没有商业保险，但官方设置船行的埠头，就是部分地承担了现代保险公司的职能，确保出了事故有人负责。

　　1、清廷要求各处水路码头必须设置埠头（或称船行），作为水上客货运输的中介◆◆◆，在船户与客户之间介绍生意。

　　在各类史料文献中，多得是各种阴谋诡诈★★◆■◆、机关算尽。以至于当柔软★★、真诚的人类情感出现于其中，人们都很难相信那是真的。但真实世界的残酷就在于◆★★■，即便那是真的，当事人将受的痛苦和磨难也不会减少哪怕一分。

　　张正举盗卖启昌号货物，又伪装成沉船事故◆■，就是典型的★■“放炮■◆■■”行为。既然张正举的不法行为那么常见，启昌商号的人和审案的官员，肯定一眼就识破了他的鬼话。可是为什么被刑讯致死的，不是张正举而是周光鼎呢？

　　嘉庆二十三年六月■■★★★，当周何氏的上诉进行到第7个月◆★■★，重庆府、川东道◆■◆、川督衙门纷纷介入此案，越来越多的嫌疑人被捕的时候■■■，刘德铨突然消失了。据说他被调往川西的茂州（今四川茂县）◆★◆。从那以后，重庆知府、川东道台开始制作各种向上汇报、向下传达的文书，大意就是此案到此为止，大家该干啥干啥去吧。为什么重庆知府◆★■、川东道台要帮刘德铨收拾烂摊子？我们不得而知■◆◆。但是刘德铨安全上岸■★◆★■★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

　　各处关口地方■◆■■■★，有土棍人等开立写船保载等行，合伙朋充，盘距上下■★，遇有重载雇觅小船起剥，辄敢恃强代揽★★■，勒索使用，以致扰累客商者，该管地方官查拿★★◆◆，照牙行及无籍之徒用强邀截客货例■★★★，枷号一个月，杖八十★◆■◆◆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当然是祈求老天保佑不要出事。一旦出了事，官府想抓谁就抓谁。尤其是当客商强势的时候■◆■■★，倒霉的就是像周光鼎这样的◆★★◆“主户”，因为他们一方面有担保责任，另一方面有资产◆★■，赔得起。当然了，当时的重庆城有了船帮，即船户结成的同业组织。但是嘉庆年间的重庆船帮★◆◆■◆★，最主要的职能还是组织船户为官府提供运输服务（办差）★★■，不怎么介入个体经营者的零散业务。

　　以嘉庆二十二年九月为节点，张正举供诉的案情也发生了巨大的反转。在此之前◆◆★◆■，他承认自己是盗卖大米的主谋，周光鼎与此案没什么关联◆■。在此之后，他坚称自己是周光鼎的干儿子，盗卖大米的事情都是周光鼎指使周盛堂干的★◆■◆。他还专门解释◆■，为什么会翻供：

　　也就是说，凡是到邻县复检尸体，大概都是死因有争议的案子◆■★◆■◆。在这种情况下■★★★■◆，验尸官不如实话实说，千万不要给自己惹麻烦。

　　按理说，周光鼎没有动机和条件去盗卖启昌号的货物。毕竟运货的船不是他的，而且他常年在重庆城做生意，有家室，有产业■◆★★，还正在计划扩大经营规模■★。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，否则他不可能用那么拙劣的手段，去侵吞老主顾的货物■★■◆。而张正举却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。他也是归州船户，但父母妻儿都在家乡，只有他一个人在重庆跑船。在清代的重庆，这类漂泊无根的船户很多。他们常年在水上混得如鱼一般机敏油滑，坑蒙拐骗★■◆★、打杀偷抢什么都干★■，他们和“水匪★★”是无限接近的。他们的行为有固定的套路，比如：

　　总而言之，尽管有很多研究说清代的法医技术越来越规范★■■、完善，但至少在这个案子中■■◆，尸检对破案一点用都没有◆★■★。它只不过是一场表演，或是一个文牍流程。而且就算那些“文牍”，也是可以随时消失的。

　　第四位消失的证人◆◆，是刘道南。刘道南是巴县知县刘德铨的儿子，在周何氏的诉状中◆■★，严厉地指控他是勒索、迫害周光鼎的主谋。但是在后来的调查过程中★■◆◆，刘道南从来没有出现★◆■◆■★。

　　周何氏在诉状中说，周光鼎家中“弟兄六人，元配生有二子”。也就是说，归州周氏是一个挺大的家族，周光鼎至少有8位直系男性亲属。而且周氏宗族的七位男性成员，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场官司。包括周光鼎的叔叔周道兴，兄弟周全堂、周寅堂、周仕堂，儿子周全、周现，以及不知是何关系的周■◆。那么问题来了★■◆◆：既然周家有这么多男人，为什么出头告状的竟然是周何氏？论家庭地位，她是近似于奴婢的妾，严格来说，根本不算这个家庭的正式成员；论社会角色◆★，她是妇女，连独立告状的资格都没有★◆■◆◆；论年龄，她只有22岁，可能还没有周光鼎的儿子大。所以一个必须解释的问题是：为什么出头告状的人偏偏是周何氏？这是周氏宗族的诉讼策略，还是有其他的原因？

　　小的因被事主指告，周光鼎又未同来，分辨不明，怕受刑责，所以自认起意夥同李老六们盗卖的★★■■★■。今蒙审讯■◆◆■，实是周光鼎在重庆把米盗卖……

　　短短的六个月间，一个意气风发、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殷实船主■★■■，变成了一个暴尸荒野的死人。这变故来得太突然，疑点太多，周何氏想不明白，也无法接受。

　　总之对于周何氏来说，打这场官司既不是分内之事，也没有名誉和利益可图★★■，还担着天大的风险。那促使周何氏去做这件事的，恐怕只有两个字——“情义◆◆◆■★■”◆★■■★。她或许是念着周光鼎对她的好，或许是被周光鼎的惨死激怒了，或许是出于对周家的责任心，她居然挡在那些比她有责任■◆、更有资格的人身前，成为代表整个周氏家族打官司的人。

　　或许正是因为如此★■★，璧山知县还是在验尸报告中留下了一些无法回避、未经修饰，但又对巴县衙门中某些人非常不利的记录★◆★■◆。于是这份重要的尸检报告就凭空消失了◆◆★■。其实就算这份报告不消失★◆◆，以当时的尸检技术■★，也无法确定周光鼎究竟是“受刑身死”还是“因病而死”◆◆■。因为在中国古代，★■“法医★★★◆■”和“医生”完全是两拨人◆■◆■。医生不管死人的事■■，仵作（近似于法医）也大多不通医理。所以那时的“检验之术”，绝大部分都是体表检验★◆■◆◆◆，只能检查体表伤痕，一遇到创伤和疾病共存的复杂情况◆■，就一筹莫展了。周光鼎死后，还有一位姓刘的医生提供了一份证词，说周光鼎“患的是伤寒病症”。耐人寻味的是◆■■★■★，周光鼎的尸检报告消失了，医生的证词却在案卷中保留了下来■★■◆◆■。所以本案的文书材料是非常明显的“选择性消失◆■”。但即便周光鼎的尸检报告没有“消失★★★■◆■”■◆★■◆，它也无法推翻医生■★◆◆“因病而死■◆”的证词★◆★◆■。

　　除了逼周光鼎赔钱，刘德铨还极力阻止周光鼎和张正举见面。其实本案一开始■★★★■◆，湖北江夏县就要求将周光鼎解赴江夏接受审问。因为案子发生在江夏县■★◆◆■，周光鼎也是湖北人，这个要求自然是合理的。但刘德铨却一拖再拖，致使四个月后周光鼎惨死在巴县大牢。周何氏在诉状中也曾愤怒地质问：

　　在这个案子的卷宗中◆◆★，反复出现几个数字：启昌号托运粮食296石；胡启昌预付运费银256两，周光鼎的新船价值银800两。不妨去查一下嘉庆二十二年湖北的米价，得到的近似数据是，每石1■■◆■■★.9两。那么296石米，市价就是562.4两。将米的价值和运费的数额加起来■■：562★★★■.4+256=818.4（两）——启昌号的所有损失，恰好是周光鼎新船的价值★◆★★◆。也就是说★◆，胡启昌的诉讼目标非常明确，他就是要拿到周光鼎的船◆★★，来抵偿启昌号的损失■◆■◆■★。

　　周何氏打这场官司是为了名吗★★■■？毕竟清代女性看重“名节”◆★★，在历代的《列女传》中，有一类就是■■★★◆“义女”，即以道义为重，拯救家人、热心公益的女子。然而根据量化统计，在清朝巴县的地方志中，被记录、表彰的几乎都是为夫守节、以身殉节、孝顺温驯的女子（贞女■★、节女、烈女、孝女），“义女”一个也没有。也就是说，清代重庆城的女性虽然承担了各种社会角色◆■◆■，但本地的主流价值观却根本不承认这一点，并不鼓励女性堂堂正正地参与家族、社会事务。所以就算周何氏打赢了这场官司，她也绝不可能像民国时期的施剑翘那样，成为众人仰慕的义女、侠女。

　　于是在清朝，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妇女告状都绝对不少。不仅如此，有些妇女还在讼战中发挥出惊人的能量★★■◆。还有一些轰动一时的官司，也是妇女出面来打的■◆■◆■★。 比如著名的“杨乃武与小白菜案”，浙江举人杨乃武和邻居葛毕氏◆■■，被控谋杀葛毕氏丈夫。就是因为杨乃武的姐姐杨贞菊和妻子詹采凤赴京上诉，才使杨乃武与葛毕氏最终昭雪。

　　在清代的司法档案中◆◆■◆■■，一旦出现这三类人★★■◆★，通常都伴随着某种“有罪推定”。衙内、“官二代”胡作非为、花式坑爹，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◆◆◆■■◆；《红楼梦》第四回“葫芦僧判断葫芦案”，也让我们见识了一个门子如何向知府面授机宜■★◆★■◆、干预司法；而负责跑腿办事的差役★◆■◆★，更是有一万种制造冤狱的手段。每当有案子告到衙门★★★■★■，他们就会去摸原被告的底细。如果原被告是家境尚可之人■■★◆★■，那么一整套的敲诈勒索程序就启动了：

　　周光鼎在死前大概也曾估算自己的命价，而且认为自己的命比不上家里的财产和那条新船。于是，他放弃了◆◆◆■。有清一代，像周光鼎这样死于黑牢的囚犯很多。然而与同坠噩运的许多人相比，周光鼎又是幸运的。在他死后，他的妾周何氏——一位年仅22岁的女子，决定挺身而出，为他申冤■■■◆。

　　在这个案子中■◆◆◆，有一个人高度可疑，那就是巴县知县刘德铨。引发案件的一船货，极大可能与他有关；周何氏控告的几个人，每一个都与他有关；周光鼎暴毙、消失的尸检报告、消失的证人、消失的诉讼案卷、诡异变换的证词◆◆，每一项都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。所以如果这个案子有一个幕后大Boss，那一定就是刘德铨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或许是因为他和消失的那一船货有关联。即使那一船货与他无关，周光鼎之死也使他涉嫌重大职务犯罪◆★。《大清律例》规定★■◆◆★■：

　　我认为当时法律上限制妇女诉讼，可实际上她们（多数是寡妇）像是对邻家诉苦那么容易到法庭告状。

　　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之埠头，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。官给印信文簿◆★★★■★，附写逐月所至客商船户住贯姓名■■◆、路引字号、物货数目■◆★◆★◆，每月赴官查照。其来历引货，或不由官选私充者◆■◆◆，杖六十，所得牙钱入官。官牙、埠头容隐者，笞五十，各革去。

　　而更奇怪的，是米的价格■★■◆◆■。如果269石米在重庆的收购价是银1300两，那么每石米的价格就是4.83两。可是在嘉庆年间◆★◆，即便是全国米价最高的江南地区，也不过每石2-3两。重庆的米价怎么可能达到每石4.83两◆★★◆？而且当时湖北的米价不过每石1★◆★◆■.9两，这每石4★★.83两的米拿到汉口去卖，胡启昌岂不是要赔得底裤都没了？

　　周光鼎因另有事，叫小的同他哥子周盛堂并水手归州人李老六、江夏人卻佳胧一同驾舡下来……五月十四日到沔阳毛埠地方◆◆■■■，就叫李老六把舡底板撬开★★，流至石头关江心沉了。

　　第二个消失的证人，是李文举。张正举的口供中，提到一位名叫“李老六”的水手，也参与了盗卖大米和伪造沉船事故：

　　也就是说，嘉庆年间的重庆航运业表面上看起来热闹兴旺，实质上却是用个体经营者的身家性命，来对冲长江航运的巨大风险。大多数时候没有制度救济★■■■◆■，是一个异常残酷的行业。很不幸的，周光鼎就在制度和法律的空洞边缘，一脚踩空了。

　　按《大清律例》★★◆■◆，州县衙门只能实施笞刑和杖刑■★◆■，即用小竹片或大竹板抽打犯人■★◆■■。使用过于严酷的刑罚，致使犯人残疾或死亡，主审官员是要受处分的■★★★◆。而且周光鼎是拥有“武生”功名的人，本来就有免于受刑的特权。但即便这样◆◆★■◆，他还是被活活折磨死了。

　　不少学者认为：清代州县的胥吏、差役其实是非常欢迎老百姓打官司的。因为只要有人打官司，他们就能编织一个长长的“腐败产业链”。这个产业链养活着多少人呢？据说道光初年，巴县的胥吏和差役总数◆◆◆◆，达到了恐怖的7000人。在这之中，只有几十人是有编制的◆■★★★“正式工◆◆★■”■★，其余都是靠贪腐陋规赚钱的★■★■“临时工”。正因为如此，清代人管州县衙门叫“活地狱◆◆■★◆”◆★■★。而这■★■“活地狱”里的★◆◆■“活阎王”，常常是那些◆★◆“临时工”身份的胥吏、差役。

　　在清朝的法典中，“律”是基本法，是恒平的★◆■、抽象的、原则性的法律形式；“例”则是针对现实问题制订的■★★★◆，解释性的、变通性的■★◆■★◆、补充性的规定。上面的一条律文、一条例文，一共讲了三件事■★■：

　　首先，差役拿着衙门的差票上门传唤原被告。当事人要向他们付车马钱◆■、鞋脚钱、送牌费，甚至还要置办酒席宴请他们★★，否则就是锁链加身★★◆■★■，或者直接告你藐视官长、妨碍执法■◆■★；即使原被告小心打点一番，老实接受传唤★◆★◆■，也未必能马上到达县衙，而是被差役们关押在如牲口棚一样的私设监所。这时，要想讨点吃喝、少受虐待，那就必须给钱◆◆■◆；要想案子早点过堂，结束这种非人的羁押，那就更要给钱。否则关你一年半载没说的。

　　在上面这张图片中◆◆★，我们可以看到嘉鱼知县用了“幸勿稍缓、立望立望” 的催促之语，说明他已经被巴县的拖延搞得非常焦躁。

　　在江夏县衙，张正举对盗卖货物一事供认不讳。在重庆这边，周光鼎作为这桩交易的介绍人◆■，在嘉庆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被巴县知县刘德铨传讯◆■◆■★。自那天以后，周光鼎就再也没有走出巴县县衙。直到十月十三日◆★◆★，周何氏在县城郊外的荒山上看到了他遍体鳞伤、被随意丢弃的尸体◆◆★■★。

　　第三位消失的证人，名叫蔡启昌。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◆★■◆★，周何氏赴四川总督行辕告状成功，新任川督蒋攸铦发下札文，要求巴县重新调查周光鼎的死因。在这种压力之下，刘德铨只得将周何氏诉状内提到的胡启昌■★◆、差役叶荣、刘斌等人收押审问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位名叫蔡启昌的人“死”了★■。这个“蔡启昌”，大概就是在湖北江夏县状告张正举的★■■■◆◆“蔡登瀛”，也是本案的关键证人。清代的诉讼案卷中经常乱写人名，所以把他的名字写成“蔡启昌”也不奇怪。但为什么偏偏在案件调查不断深入的关头，他就■★■■■★“死”了★■？最有可能的情况，就是见事闹大■■★★◆◆，胡启昌、刘德铨怕了★★。为了堵住蔡登瀛的嘴★◆★◆，防止他被上级衙门点名传讯，干脆让他去“死”。事实上，他有可能已经金蝉脱壳，离开了重庆★◆★。在同治四年重庆城的一场脚夫斗殴案中，一位名叫“李鸿义◆★■”的犯案脚夫■★★◆，也是用诈死的方式逃离了重庆城。

　　下图就是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湖南湘潭船行开出的一份船运契约★★★★，其中就写明：由云祥船行为船户的信用做担保AG旗舰厅app下载，如果运输过程中货物被损坏★◆、丢失◆★◆◆★，船户要按照本地市价给客户赔偿◆★◆◆★■。

　　去十月十三，复提氏夫堂讯，责嘴四十★◆★★，跪链採杠……氏夫身列庠生■★★■◆，飞刑难受■■，当即立毙◆■★★★。

　　这一次胡启昌托运的是269石大米★■★◆■。“石”是清代的重量单位，清廷规定“白粮以一百六十斤为一石”◆■，而四川的★■■★◆★“石”又比别的地方更大。所以269石大米，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70吨，确实是一笔不小的生意■★◆。然而周光鼎的船还没造好，这一趟活儿他没法跑。于是，他向胡启昌介绍了另一名归州船户——张正举■★★★◆■。张正举和胡启昌谈妥运输细节后，由周光鼎见证，签署了运载合同。在张正举的船出发前，胡启昌预付了256两白银作为运费。

　　嘉庆二十三年六月，这场讼战终于迎来了结案时刻。在周何氏控告的七人中◆■★，只有差役郭荣被杖责三十，胡启昌和差役叶荣、吴八、陈九被羁押三个月后无罪获释，而刘德铨、刘道南则无声无息地消失了；周何氏领回了周光鼎的船★■■，但周光鼎依然被认定为盗卖大米的主谋★◆■■■。也就是说：一方面，迫害周光鼎的一伙人吃了些苦头，嫌疑最大的幕后黑手甚至被逼走■◆■■★◆，但他们所受的惩处也不过是“罚酒三杯”■■★★■◆；另一方面■◆★◆■◆，周何氏成功拿回了周光鼎的船◆■★◆★◆，但周光鼎的冤屈仍然未被洗刷◆■◆★★■。所以周何氏的诉讼很难说是成功还是失败，但作为一个22岁的平民女子◆◆，这已经是她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■◆★■★。

　　其次，用刑太重了◆■■■。周何氏在诉状中说，周光鼎被抓后，一直被严刑逼供◆■◆■◆，死前还被上了足以致命的刑：

　　所谓“跪链”★★◆★★，就是让犯人光腿跪在粗大的铁链上，以膝盖对抗铁链的硬度；而★■“踩杠”则是将犯人的双手双脚用木杠压住，行刑者用力在上面踩踏，直到将犯人踩死。

　　刘主将夫尸弃至城外荒郊，委员璧山县汤主相验。仵作唱声受刑身死■■，汤主谕氏书写“验得好”字样。

　　首先是米的流向。清代前期，人少地多★■■◆★■、经济复苏的四川的确是一个◆★★◆◆■“大粮仓”，长江中下游好几个省■■，都依靠四川接济粮食。据统计，雍乾时期每年运销到长江中下游的粮食大约有100-300万石。这些米大多是从重庆上船，经长江运抵汉口分销◆◆。但到了嘉庆年间，随着四川人口的增加，粮食也不太够了■◆■■★■，所以川米外运就渐渐停止了。因此之故◆■◆★◆■，嘉庆二十二年启昌商号从重庆运米到汉口，就显得有点怪。

　　就算周光鼎遇人不淑★■■★，就算当时重庆航运业制度环境很糟糕，他还是有活命的希望，那就是贿赂★■■★★★。周何氏在上呈四川总督的诉状中，就提到这个案子的幕◆★■■◆■：

　　这话说得漂亮■■◆，逻辑却完全不通★◆■★：如果乾隆十六年以前的重庆船行、埠头，曾经有过“把持滋累、招摇撞骗◆★” 的黑历史，那其实有两种可能：一是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不合理，《大清律例》关于船行■■★◆、埠头的规定从根子上就错了；二是地方官府对船行、埠头监管不到位◆■，让他们失去约束、为所欲为■◆■◆。如果是第一种情况，那么全中国的船行■◆★◆、埠头都必然是名存实亡◆★，近乎瘫痪。但事实却不是这样■★◆，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船行★◆★、埠头虽然问题也不少，却大多还在发挥作用。那么就只剩下第二种可能，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是地方官府的责任■■，是地方官府与船行、埠头之间的监管、协作出了问题★★◆■★◆。换句话说■◆★■★◆，乾隆年间重庆裁撤船行、埠头■■★，根本就是在治理失败的情况下，摆烂、甩锅的行为。

　　1、周盛堂是周光鼎的哥哥■■■，他出现在张正举的船上，也就意味着周光鼎即使身在重庆，也可以远程操控这艘船；2、张正举的确盗卖了米，但此事周盛堂也有份；3、张正举的确凿沉了船，伪造事故现场，但那是在周盛堂的教唆下干的。

　　基于前面两个版本的故事，这个问题不难回答。因为一旦周光鼎和张正举当面对质，许多精心掩盖的真相就会暴露，刘德铨和胡启昌不仅得不到赔偿，还可能吃官司■■。所以周光鼎无论如何不能放走。但是刘胡二人万万没想到AG旗舰厅app下载，周光鼎居然熬不住拷打，死在了监狱里。

　　她们是可怜人◆★，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，做了无主名的牺牲，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。

　　学者吴思在《血酬定律：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》一书中，提出了“命价”的概念：

　　也就是说，这个案子早期的案卷不仅今天的我们看不到★■■，就连合作审案的湖北官员都没有看到★◆★■★。可知在这些案卷中★■■★◆，有一些绝不能让外人知道的秘密，必须彻底销毁。这和周光鼎被灭口◆◆■、验尸报告消失■◆、关键证人消失是一模一样的道理。

　　其次，即便验尸现场被做了手脚◆◆★，后来这份验尸报告还是不见了。为了确保司法检验严格、规范，清廷要求各地方衙门使用刑部统一颁发的验尸表格■★■，称为《尸格》。其中不仅有人体各部位的详细绘图，还有记录每个部位伤情的空白栏。

　　据《茂州志》记载◆★◆■★■，刘德铨在那年当了五年知州。直到道光三年丁忧而去★◆■。这五年中，他甚至还因为支持地方文教事业而颇有美名◆■。

　　首先，另一位家属周全堂缺席了验尸过程。周全堂不仅是周光鼎的表兄，还是周何氏的抱告，他理应出现在验尸现场。但是验尸的时候，周全堂却被巴县知县“锁押不释★■■★■”。这等于给了验尸人员当场作弊的机会★★★。因为周何氏大概率是不识字的★★■◆★★，她只能听仵作口头唱报验尸结果，却看不懂验尸的文字记录■■。所以如果周全堂不来，周何氏就等于是个■★“瞎子”。即便仵作可以当场唱报◆★“受刑身死★■★■★◆”◆■★■，书吏却可以作完全不同的记录。只要稳住周何氏当场不发难◆◆■◆■，验尸程序就算顺利结束了★★◆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周何氏才会在后来的诉状中控诉他们◆■★★◆，“同寅相卫◆■★★，验是详非★■◆★，笔下埋冤”■■■。但那时周光鼎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，死无对证了■■。

　　嘉庆二十二年四月，距离归州船户周光鼎的死亡，还有不到六个月的时间★◆★。周光鼎沉浸在对未来的期待之中★■■。他建造的一艘柏木大帆船即将完工，这艘船能承载80-120吨的客货■★◆◆，今后的生意自然会更加兴隆。就在此时，一位名叫胡启昌的商人找到了周光鼎★■■◆。胡启昌在重庆城中经营着一家★■◆◆◆■“启昌商号◆★★★■”■◆◆◆■，该商号在湖北汉口设有分号。因为胡启昌和周光鼎都是湖北人，周光鼎曾经帮胡启昌运过货，所以两人也算老相识。

　　这样一来，张正举把自己的罪责推了个干净，锅全是周光鼎和周盛堂的★◆。但在张正举刚被抓的时候，口供中没有周盛堂。嘉庆二十三年九月，也就是被审讯四个月以后■★，他才翻供，把一切都推给周盛堂■★◆◆■★。而周何氏上诉到四川总督衙门后■★，在张正举◆■■★、胡启昌等人的诉状■■★■◆、证词中，周盛堂就消失了。后来案子了结★◆★，周何氏罢诉回家，周盛堂又出现在巴县整理的案情汇报资料（通详）中★★。然而在整个案子审讯、调查的一年多，周盛堂本人从来没有现身。在周家人的诉状★◆★、口供中★◆■，也一次都没有提到过周盛堂。

　　所以当女性走上法庭，当女性走出家门★★■■，却不见得是女性真正的觉醒和解放，反而有可能是家庭、社会对女性更大程度的苛责与剥削。只有权利◆■、尊严和个人幸福得到认可，女性才能堂堂正正地存在于这个世界。正如鲁迅在《我之节烈观》中所说：

　　这是这桩诉案结束以后，巴县提交给上级衙门的汇报材料的底稿。我们可以看到★★◆◆★★，这一页有一大半都被删改过。删改的内容，一是关于周光鼎的身份，删去了他获得“武生”功名的具体信息★◆。这当然是因为“武生”有司法特权，怕过于具体的信息引起上司追查的好奇心；另外被删掉的◆■■■，还有张正举船只载运的其他货物，估计也是害怕节外生枝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案卷★■，有一部分是衙门书吏制作正式司法文书时写的草稿■■■◆★。这些草稿竟让我们拥有了一种◆■★★◆◆“后台”视角◆★◆◆■，看到那些所谓的★■◆“事实”，是怎样被挑选■■◆★★■、删除和涂改的。

　　启昌等知氏夫在巴造大舡一只，值银八百余金■◆◆。启昌等串通差头叶荣等，门丁吴八陈九，官子刘道南★★◆◆■◆，贿嘱刘主将舡封号拘靠河下可查，贪嚼勒卖舡只，获银鲸吞★◆◆◆。

　　关于此案的文字记录语焉不详◆■★◆★◆、支离破碎、漏洞百出。年仅22岁的平民女子周何氏似乎一直在和一群“看不见的敌人”打着一场“必输的战争■◆■◆”■◆。本文会讨论这个案件的过程、细节，但目的不在于推理案件的真相。因为所谓“真相”，早已被涂抹得面目全非。我们能做的，只是复现那些疑点★◆、谎言和当事人的反常行为，从而去理解一位清代重庆的草根女性，如何面对周遭世界极端的“恶★■■★”。

　　既然验尸已经不能指望，周何氏只能与胡启昌、刘德铨展开正面交锋。由于保留下来的诉讼文书七零八落，已经没办法复原这个对决的过程。但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卷宗◆■，却显现出一个诡异的事实■◆★◆■■：在诉讼的过程中■◆■◆■★，关键的证人就像戏台上的道具，恰到好处地“出现”，又莫名其妙地“消失★◆★◆”。

　　在《大清律例》卷十五《户律·市廛》部分◆★◆■★◆，有对于水上运输■★◆、船户经营的明确规定，具体条文如下★■：

　　但是在清朝，随着商业的发展、城市的兴起，却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有机会（或不得不）走出家门、赚钱谋生★■★◆、参与社会事务。有时◆■，她们的女性身份和行动力会被有意无意地利用，比如周家利用周何氏打官司、北京城居民仰仗赛金花与八国联军斡旋。所以★★，她们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“新女性★◆★■”。然而她们所做的一切，不管是做生意◆■、打官司、还是当，都是在社会默许的范围内★■★★。没有相应的法律■★◆■★、制度■★★■■◆、观念给她们以援助和保障★★■◆。她们的能力和作为，甚至会吓到或者冒犯身边的人。所以她们一方面背负起更多、更苛刻的责任◆★◆★■，一方面却仍然是权力匮乏的弱者。她们的能力和◆◆◆★■“义行■■◆■★◆”，反而会让她们置身于危险的境地★★◆■■，或招来深不见底的恶意◆◆★。

　　当然也有学者认为，清代的胥吏■★★■◆、差役并没有那么坏。比如白德瑞（Bradley W◆★★★◆★. Reed）在《爪牙：清代县衙的书吏和差役》一书中提出■★■：清代巴县的书吏和 差役，创造了一套相当精细、具有合理性惯例■★★★◆、规矩与程序。这些规则不符合国家法律，却约束着他们的行为，令他们基本正常地工作，形成一种“非正式的正当性”（informal legitimacy）。

　　同治九年湘潭船行契约★■◆◆■★，图片摘自陈瑶著《江河行地：近代长江中游的船民与木帆船航运业》

　　不仅如此，本案的关键口供、证词也严重地不一致。其反转的关键节点在嘉庆二十二年九月。在那之前，张正举供称他的船是在◆◆◆◆■“江夏驴溪口★■★◆★◆”沉没◆◆★。在那之后，张正举突然翻供，说船是在“嘉鱼石头关■◆”沉没。江夏县和嘉鱼县两个不同地方，中间隔着100多公里的水路◆★。作为船户的张正举◆★■★，绝不可能将两个地方搞错。所以这两份口供，至少有一份是假的。

　　苏轼有云：■◆■★“读书万卷不读律，致君尧舜知无术。◆■◆★”澎湃新闻·私家历史特别推出“洗冤录”系列，藉由历朝历代的真实案件■◆，窥古代社会之一隅。“巴县妇女档案”作为“洗冤录”的番外篇，聚焦清朝重庆地区妇女的生存状态。

　　凡邻县有尸在山林荒僻处，经久损坏，无皮肉，本县已作病死检了，却牒邻县复。盖为他前检不明，于心未安，相攀复检。如有此类■■★■◆，莫若据直申■★★◆■。

　　出乎意料的是■◆◆★■，嘉庆二十三年六月初，也就是在被催了8个月之后，巴县知县刘德铨向嘉鱼县发了一份公函■◆★◆★■，说案卷已经在寄往嘉鱼的路上■■★★。可是嘉庆二十三年八月，嘉鱼知县再一次通过湖北巡抚向重庆府交涉，要求巴县提供周光鼎的相关案卷★■。即两个月过去了，嘉鱼县还是没有收到那批案卷。但是到了此时，就算湖北巡抚出面交涉也没用了■★◆◆◆■，因为刘德铨已经调离了巴县。嘉庆二十三年六月那份公函■★★◆★，根本就是一个缓兵之计◆★◆，为的就是稳住嘉鱼知县，让刘德铨顺利跑路。而且之后如果再被问起这件事★■◆★◆◆，他还可以装傻，说文书半路上寄丢了之类的★★★◆■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在清代的成文法中，妇女又属于体恤、关照的。妇女犯了死刑以下的罪★◆■■，或者诬告了别人，是不用坐牢的，花点钱就能赎回来★◆◆★■■，称为“收赎”。就像今天14岁以下未成年人不用负刑事责任一样。这当然大大地鼓励了妇女告状★■■◆★，所以有学者说：

　　而更有可能的情况，船上运的是刘德铨的私人财物。因为清代许多官员都是异地为官★★■◆★，常常需要托运财物，有时他们会找熟悉的商人代办。刘德铨和胡启昌恰好都是湖北黄陂人★★◆◆◆★，所以胡启昌完全可能以运米为名，帮刘德铨运送财物。而刘德铨对这个案件过分“上心”，似乎也只能用丢失了私人财物来解释■■。张正举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发现了★◆“货不对版”的猫腻，才索性“黑吃黑★■■”，把一船货都卖了。刘德铨和胡启昌吃了个哑巴亏，既不能明说船上装的是什么，也不能过分为难手里抓着把柄的张正举，只能铆足了劲儿去逼迫周光鼎。

　　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，还要发愿★◆◆★◆★：要自己和别人◆■★，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◆■。要除去虚伪的脸谱★★■■◆。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。

　　也就是说★■★■★◆，★★■“周盛堂”只出现在一方的供述中◆★，而且只在需要的时候出现◆◆★★★★，很难相信★◆◆■◆“周盛堂”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。他的出现好像就是为了把周光鼎和这个案子强行联系在一起，把周光鼎的罪责坐实。但当周何氏通过上诉不断推动这个案子的深入调查时，他就必须要■◆■■“消失”，否则就穿帮了。

　　“溜子船“，即假抢客人★■、巡河差役，设局骗人钱财。骗不了就抢，对方若是反抗■◆◆◆◆，干脆杀人灭口◆◆◆■★；“钻舱”，即乘大船夜里休息的时候★◆，偷偷溜进船舱，偷窃财物；■★★◆★“桡头”，即招募一帮无赖★◆★■■■，一拨假抢船夫，另一拨假扮船夫的债主。当船开到中途的时候◆■◆，“债主◆★◆★■■”登船向◆★■★“船夫★■”要债，不给钱就不让开船，于是船老大就忽悠客人帮“船夫”还债；“放飞”，即船开到半路上，船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卷走工钱和客人的钱财，集体跑路；■■★★■◆“放炮”，即先偷走客人的钱财、货物，然后趁船行到险滩的时候，故意把船凿沉◆★★■■■，做成一个死无对证的局。

　　四月中下旬，张正举的船载着启昌商号的米顺长江下行■■◆★★，向汉口驶去■★■◆★◆。然而五月十六日，船还未到汉口，张正举却被抓了。原来张正举根本没有老老实实地跑这一单生意。经过归州、沙市等地时，他陆陆续续地把启昌号的米卖掉了■■★◆★。最后他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把自己的船凿沉了，跑到启昌商号汉口分号，谎称船只在途中失事，货物被江水冲走了。

　　在六月中旬周光鼎被捕后，有一个名叫“李文举”的人也被关进了巴县大牢，据说他就是“李老六”。其实这个◆◆★■◆“李文举”肯定不是■◆■■◆◆“李老六”。因为当时从汉口附近到重庆■★◆，水路大概要走40天。所以如果”李老六”五月中旬真的在沔阳，六月中旬他不可能出现在重庆。再说，如果◆■★◆“李老六”真的参与了作案◆■■，他又怎么会回到重庆去自投罗网？所以这个■★“李文举”大概是个“顶包◆◆”的。但据周何氏说，周光鼎的时候■◆★，“李文举◆■◆”就在现场■★■◆■◆“旁跪活质”。所以，就算这个假的■■★◆■“李老六◆◆”没法证明周光鼎有没有盗卖大米，但他是周光鼎死前最后接触的人★◆★■■。要调查周光鼎的真正死因★★★■◆★，他的证词是最有分量的■◆★■。但是在周光鼎死后，“李文举■◆★◆■◆”就再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甚至这个人到哪儿去了■★，都成了一个谜◆★◆■★★。